陈恒舒：上海图书馆藏《四库全书总目》稿本发覆 ——以清代别集为例
内容摘要
上海图书馆藏《四库全书总目》稿本是乾隆四十六年二月至四十七年七月期间四库馆臣修订《四库全书总目》时抽换下来的零页的汇集。它反映了这一阶段《四库全书总目》的面貌及其变化，仅从清代别集部分就可以看出，一些原拟抄录的著作被移入存目（原因很可能是时间紧迫来不及抄录），而相应提要的褒贬倾向也随之发生变化。这对于我们认识《四库全书》及《四库全书总目》的纂修过程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作者简介
陈恒舒，人民教育出版社中学语文室编辑，课程教材研究所中学语文课程教材研究开发中心助理研究员。研究方向为清代学术史、四库学、传统文化教育、中学语文教材编写与教材史。
上海图书馆藏有一部《四库全书总目》残稿（索书号为“线善431804-27”“线善862922”，为讨论方便，下文简称“上图稿”）。1980年代初期沈津先生曾撰文对“上图稿”的面貌、价值做了初步的揭示[1]。但此后的三十多年里，这部残稿并未引起学术界足够的重视：多部四库学方面的重要著作均未加以利用[2]，与之相关的论文也仅有崔富章、刘浦江诸先生的寥寥数篇而已[3]。但在校阅了上图稿的部分内容后，笔者认为，它的价值可能大大超出很多学者的想象：它反映了《四库全书总目》（下文简称《总目》）在乾隆四十六年（1781）至四十七年这一关键时间节点上的面貌，无论是对于《四库全书》纂修的研究还是对于《总目》源流的考察，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本文仅以清代别集部分为例发其覆，希望能够引起学界的重视。
一、上图稿的年代和性质
想要深入探讨上图稿的价值，必须明确其年代（包括抄写年代和修改年代）和性质。对此，沈津先生认为“此残稿非最初的稿本，也非后来只定稿，而是不断修改中的一部分稿本”，但对于抄写和修改具体的时间并做出明确的判断。崔富章先生则根据乾隆四十六年三月发生的“尹嘉铨为父请谥并从祀文庙案”（见《清代文字狱档》第六辑），对上图稿的年代做出了推定。他指出，尹嘉铨为尹会一请谥且乞从祀文庙一事被清高宗斥为行为狂悖，交部治罪，又在尹氏父子著作中发现“为帝者师”等悖逆语句一百多处，狱成，嘉铨论绞立决，而父子二人著作全部禁毁；而上图稿中却收录了尹会一五种著述的提要，这说明其抄写年代当在乾隆四十六年三月之前；同时，这几篇提要又批有“毁”“删”等字样，则又说明修改时间当在三月之后。而据《四库全书纂修档案》记载，四库馆曾于乾隆四十六年二月进呈《总目》初稿。由此判断，上图稿应当就是这部进呈初稿（或副本）的一部分。这个结论是比较可信的。从清代别集部分也可以找到一个旁证。根据四库全书馆开馆之初制所定体例，本朝御制诗文集应当冠于集部之首[4]。但清高宗在阅览过乾隆四十六年二月进呈的《总目》初稿后，认为“于编排体例，究未允协”，最终决定，“所有四库全书经史子集各部，俱著各按撰述人时代先后，依次排纂。至我朝钦定各书，仍各按门目，分冠于本朝著录诸家之上”。[5]在今本《总目》[6]中，《圣祖仁皇帝御制文集》列于清代别集之首，即卷一七三之首。然而上图稿卷一七三居首者却是吴伟业《梅村集》。这就是说，《圣祖仁皇帝御制文集》应尚在整个集部之首（上图稿中没有这一部分，故不可得见），这与开馆之初所定《总目》体例是相吻合的。据此可以判断，上图稿中抄录的正文反映的正是乾隆四十六年二月进呈的《总目》初稿的面貌。
上图稿中朱笔、墨笔的批校改动是何时做出的？崔富章先生认为是在乾隆四十七至五十二、五十三年之间。刘浦江先生则指出应当是四十六年二月至次年七月之间。其依据是，四十六年二月《总目》初稿进呈之后，高宗随即于二月十三日、十五日连下两道上谕提出意见，初稿的修订工作当由此时开启；至次年七月，修订之后的定本即已进呈。[7]也就是说，至晚在此时，对初稿的修订工作已经完成。再之后的修订是针对四十七年七月的进呈本展开的，而不会以之前的进呈本为底本。刘浦江先生的这一结论也是比较可靠的。这一时间的确定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因为第一分《四库全书》（即文渊阁本《四库全书》）办理完竣正是在乾隆四十六年十二月，而在此前后进行了大规模修订的《总目》初稿正可以反映出《四库全书》纂修过程中的某些问题（下文将论及）。
至于上图稿的性质，沈津先生推测：“由于这个稿本不是最后的定稿，很可能是某一参与编纂《提要》而又负有一定责任者在审阅稿本后，由于改动甚大，重由馆中誊录清缮后送审，而将此部稿本留下。年月既久，稿本屡有散失，在这种情况下，乃由后人掇拾整理，重新装订成册。”崔、刘二位先生对此没有异议。但笔者认为，上图稿（至少是其中相当一部分）并非一般意义上遗失了若干页的残缺不全的稿本，而是进呈《总目》初稿在乾隆四十六年二月至四十七年七月修订期间抽换下来的零页的汇集。
上海图书馆藏《四库全书总目》稿本书影（出自沈津《校理〈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残稿的一点新发现》）
首先，上图稿中凡涉及大幅增删的地方，一般都会在天头或行间批写“换页”“重写”等指示。比如卷一八一页四六“《汤潜庵文集节要》八卷”条，天头有批语云：“换写至卷末。添《志壑堂》三篇。”又如卷一八二页三九“《莱山堂集》八卷《遗稿》五卷”条，天头有批语云：“换页，照句分行，庶免贻误。”再如卷一八五页四二“《荻翁集》六卷”条以墨圈勾之，而批云“毁”，天头又批云：“至末页尽换，删去荻翁□篇，余俱照写。”其中“换写”“换页”等字样已经表明了它们作为抽换页的性质。
此外，上图稿中还有一些调整抄写行款的指示性文字。底稿提要正文的书写行款是每行十九字。如果出现文字删减的情况，则改为每行十七或十八字。比如卷一八五页一“《健余诗草》三卷”条，用“┒”“┗”圈出，天头有批语云：“不写。”而其下“《树人堂诗》七卷”条，天头有批语云：“十七字写。”如果出现文字增益的情况，则改为每行廿或廿一字写。如卷一八五页九“《春及堂诗集》四十三卷”条，首行批：“添《金管集》。”第三行批：“廿一字写。”末行再批：“廿一字写止此。”这样就能够保证一切改动都在尽可能少的页面内实现，从而有效减少抽换的页面数量。这与我们今天的排版工作非常类似，如果某页有内容增删而又不想让其前后的页面发生改动，就只能靠调整字距疏密来实现。试想，如果需要从头到尾全部重新誊抄，那就应该按照原先每行十九字的行款执行，完全没有必要做细致而烦琐的行款调整。
另外的一个旁证是：类似的行款调整批语也见于河南省图书馆所藏文渊阁本《明文海》《日知录》的抽换零页之上[8]，可见这是馆臣的常用手段。
合此诸端，应该可以得出结论：上图稿并不是一部简单的《总目》残稿，而是后人将抽换下来的零页、重新整理装订成册而形成的一部“残缺稿本”。
二、从上图稿看《四库全书》纂修过程中书籍地位的变化
沈津先生指出：“在残稿中不仅某些提要的排列次序和通行本不同，甚至有些书在稿本中已被选取入目，但在通行本中却被改入存目。如明钱一本撰《黾记》四卷，稿本排在子部儒家类三，通行本改作存目二；明董说撰《天官翼》□卷，稿本在子部天文算法类，通行本改在存目；明姜埰撰《敬亭集》□卷，稿本在集部别集类二十五，通行本改在存目七。”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但个中原因，沈文未及详论。而通过对上图稿中清代别集部分的分析，笔者认为，乾隆四十六年二月之后，四库馆臣对原拟抄录但尚未抄录之书重新做了一番别择，将部分原拟抄录之书降入存目，以减少抄录的工作量，保证文渊阁本《四库全书》在是年十二月顺利办理完竣。
与今本《总目》卷一七三相比，上图稿卷一七三多出了16种书，其中14种在今本《总目》中改入存目，2种不见于今本《总目》。具体情况如下（依上图稿中先后顺序排列）：
1.《志壑堂诗》十五卷（唐梦赉撰）
2.《闇修斋稿》无卷数（萧企昭撰）
按：以上二书原在“《学余堂文集》二十八卷《诗集》五十卷《外集》二卷”之后，今见于《总目》卷一八一“别集类存目八”。“《闇修斋稿》无卷数”，《总目》作“《闇修斋稿》一卷”。
3.《二曲集》二十二卷（李颙撰）
4.《陈士业全集》十六卷（陈宏绪撰）
5.《聪山集》十四卷（申涵光撰）
6.《蒿庵集》三卷（张尔岐撰）
7.《安静子集》十三卷（安致远撰）
按：以上五书原在“《愚庵小集》十五卷”之后，今见于《总目》卷一八一“别集类存目八”。
8.《完玉堂诗集》十卷（释元璟撰）
按：此书原在“《莲洋诗钞》十卷”之后，今见于《总目》卷一八一“别集类存目八”。
9.《耿岩文选》无卷数（沈珩撰）
按：此书原在“《湛园集》八卷”之后，今见于《总目》卷一八一“别集类存目八”。
10.《乐圃诗集》七卷（颜光敏撰）
按：此书原在“《古欢堂集》三十六卷附《黔书》二卷《长河志籍考》十卷”之后，今见于《总目》卷一八一“别集类存目八”。
11.《耐俗轩诗集》三卷（申颋撰）
12.《鬲津草堂诗集》无卷数（田霡撰）
按：以上二书原在“《三鱼堂文集》十二卷《外集》六卷《附录》一卷”之后，今见于《总目》卷一八三“别集类存目十”。
13.《冯舍人遗诗》六卷（冯廷櫆撰）
按：此书原在“《因园集》十三卷”之后，今见于《总目》卷一八三“别集类存目十”。
14.《蓄斋初集》十六卷《二集》十卷（黄中坚撰）
15.《笠洲文集》十卷（瞿源洙撰）
按：以上二书原在“《存砚楼文集》十六卷”之后，今不见于《总目》。[9]
16.《金管集》一卷（顾成天撰）
按：此书原在“《香屑集》十八卷”之后，今见于《总目》卷一八五“别集类存目十二”。
值得注意的是，以上诸书不只是计划抄录，而且应该都经过了四库馆臣的整理校办。比如李颙《二曲集》，上图稿提要中提到“今悉删除，惟以语录杂文二十二卷著于录”（此语不见于今本《总目》），是说把该书二十二卷之后的《襄城记异》《义林记》《李氏家乘》《贤母祠记》等“卷帙繁重，而无关颙之著作，殊为疣赘”[10]的内容删去；申颋《耐俗轩诗集》，上图稿提要亦云“旧本句下篇末皆缀评语，殊有明代社刻之习，又与小序自注一例双行书之，淆杂错迕，尤不便循览。今悉汰其评语，以清耳目，惟小序自注，则仍其旧焉”（此语不见于今本《总目》），同样道出了馆臣对原书的删削处理。又如沈珩《耿岩文选》，翁方纲为校办该书的分纂官，在其提要分纂稿中曾有“丙申七月十九日为重订，编为八卷，签十五”的记录[11]。此外，汇录馆臣对《四库全书》所收之书所作的黄签考证的《四库全书考证》卷八十八亦收入关于田霡《鬲津草堂诗集》的校勘札记一条[12]。上述记载可以证明这些别集都是经过四库馆臣整理的。其余12部别集的情况亦当如此。
这16部经过了整理的别集最终没有出现在《四库全书》中，而在《总目》中也被移入存目。这大致有两种可能：其一，这些别集已经完成抄录、校订、审看工作，但后来因为某种原因被撤出；其二，这些别集原本是计划抄录的，但过程中由于某些原因改变了计划，最终未能抄录。笔者认为，前一种可能性不大。因为《四库全书》的缮写校订是一项非常繁重的工作，辛辛苦苦缮校完成之书不会轻易废弃，除非其中发现违碍；但缮校完成之书发现违碍，处理方式也应该是删改或撤毁，而非移入存目。如果是后一种，那么改变计划不予抄录的原因是什么呢？
前文提到，上图稿的修订时间是乾隆四十六年二月至次年七月之间，而第一分《四库全书》即文渊阁《四库全书》办理完竣正是在乾隆四十六年十二月。也就是说，部分书在《总目》中地位调整正是发生在第一分《四库全书》办理完竣前后。如果根据阁书书前提要大致考察一下第一分《四库全书》的缮校进度，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
时间 | 缮校完成之书的数量 |
乾隆四十一年 | 100余部 |
乾隆四十二年 | 400余部 |
乾隆四十三年 | 400余部 |
乾隆四十四年 | 300余部 |
乾隆四十五年 | 300余部 |
乾隆四十六年 | 1600余部 |
从部数看，乾隆四十六年的缮校量大约相当于此前五年的总和。当然，由于各种著作的体量差异较大，这个数字或许并不足以说明问题。那么再来看另外一项统计：
时间 | 缮校完成的别集数量 | 抄录目录的别集数量 | 抄录目录的别集数量的占比 |
乾隆四十一年 | 57 | 44 | 77.2% |
乾隆四十二年 | 86 | 47 | 54.7% |
乾隆四十三年 | 153 | 46 | 30% |
乾隆四十四年 | 92 | 22 | 23.9% |
乾隆四十五年 | 75 | 12 | 16% |
乾隆四十六年 | 468 | 11 | 2.4% |
从部数看，乾隆四十六年缮校完成的别集同样约等于此前五年的总和，而每年缮校完成的别集中，抄录了目录的别集在数量和比重上均有明显下降，到乾隆四十六年竟暴降至2.4%。别集的目录较其他类别的著作尤为浩繁，删省不抄正是减少工作量、加快进度的手段。由此可以推测，在乾隆四十六年，亦即第一分《四库全书》办理完竣的当年，出现了明显的赶工现象；而除了删省目录之外，将部分原拟抄录之书降入存目不予抄录，同样可以起到减少工作量、加快进度的作用。16部原拟抄录的清代别集，很有可能就是因此而移入存目的。此类情况应该不仅限于清代别集，而且为数不少。乾隆五十二年三月，高宗抽阅南三阁《四库全书》时，发现李清《诸史同异录》内“称我世祖章皇帝与明崇祯四事相同，妄诞不经，阅之殊堪骇异”，进而认为，“李清系明季职官，当明社沦亡，不能捐躯殉节，在本朝食毛践土，已阅多年，乃敢妄逞臆说，任意比拟，设其人尚在，必当立正刑诛，用彰宪典。今其身既幸逃显戮，其所诸书籍悖妄之处，自应搜查销毁，以杜邪说而正人心”[13]。于是，《四库全书》中已抄入的李清所著《诸史同异录》《南北史合注》《南唐书合订》《历代不知姓名录》等四书皆遭撤毁。对此，军机大臣奏称：“此次所毁李清书四种，其《南北史合注》一种，系在史部别史类中，《诸史同异录》及《不知姓名录》二种，系在子部类书类中。此二类备抄之书尚多，均可按其时代另检别种，约计卷数多寡，依次补入，不见抽换之迹。”[14]军机大臣所谓的“备抄之书”，很有可能就是那些经过馆臣校办但为赶进度而不予抄录、降入存目之书。
那么降入存目的为什么是这16部而非其他清代别集呢？
为方便讨论，笔者先将乾隆四十六年二月到十二月之间缮校完成的别集开列如下（据各别集文渊阁本书前提要）：
时间 | 当月缮校完成之清代别集 |
三月 | 《榕村集》四十卷（李光地撰） 《于清端政书》八卷[15]（于成龙撰） |
四月 | 《精华录》十卷（王士祯撰） |
五月 | 《文端集》四十六卷（张英撰） |
闰五月 | 《二希堂文集》十二卷（蔡世远撰） |
六月 | 《湛园集》八卷（姜宸英撰） |
七月 | 《读书斋偶存稿》四卷（叶方蔼撰） 《陈检讨四六》二十卷（陈维崧撰） |
十月 | 《梅村集》四十卷（吴伟业撰） 《林蕙堂集》二十六卷（吴绮撰） 《尧峰文钞》五十卷（汪琬撰） 《曝书亭集》八十卷《附录》一卷（朱彝尊撰） 《果堂集》十二卷（沈彤撰） |
十二月 | 《抱犊山房集》六卷（嵇永仁撰） 《西陂类稿》三十九卷（宋荦撰） |
从上表来看，乾隆四十六年二月至十二月间缮校完成的别集共15部，而如前所述，有16部别集在乾隆四十六年二月《总目》初稿进呈之后被移入存目，换言之，在《总目》初稿进呈之时，待抄而未抄的清代别集尚有31部。四库馆臣很可能已经意识到，时间已不允许将这31部别集全部抄录，因此要重新做一次别择。
馆臣别择的标准，因大多无明文记载，我们无从确知，只能从目前可以看到的现象来推测。
首先，经清高宗题诗或作序之书绝不可能降入存目。这一点，四库全书馆总裁于敏中有“曾经御题之书必应抄存”的明确指示[16]。31部别集中，只有吴伟业《梅村集》和蔡世远《二希堂文集》是符合这一条件的。高宗即位前曾于雍正十一年作《读吴梅村集》一诗（见《乐善堂全集》卷二七），乾隆八年吴氏后人重印《梅村集》时，将此诗补刻于卷首，以示荣耀。蔡世远曾是高宗在藩邸时的老师，高宗亦曾于雍正八年作《二希堂文钞序》（见《乐善堂全集》卷八）。因此这两部别集理所当然进入抄录之列。
第二，从作者的身份履历上看，身处体制内且官位较高的作者更容易受到青睐。先将入选者（吴伟业、蔡世远除外）与落选者的身份开列如下：
落选者 | 身份 | 入选者 | 身份 |
颜光敏 | 吏部考功司郎中（正五品） | 张英 | 文华殿大学士（正一品） |
顾成天 | 翰林院侍讲（从五品） | 李光地 | 文华殿大学士（正一品） |
沈珩 | 翰林院编修（正七品） | 王士祯 | 刑部尚书（从一品） |
唐梦赉 | 翰林院检讨（从七品） | 宋荦 | 吏部尚书（从一品） |
冯廷櫆 | 中书舍人（从七品） | 叶方蔼 | 翰林院掌院学士兼礼部侍郎（正二品） |
田霡 | 教谕（正八品） | 于成龙 | 湖广总督（正二品） |
瞿源洙 | 教谕（正八品） | 吴绮 | 湖州知府（从四品） |
萧企昭 | 贡生（无品级） | 汪琬 | 翰林院编修（正七品） |
安致远 | 贡生（无品级） | 姜宸英 | 翰林院编修（正七品） |
申颋 | 贡生（无品级） | 陈维崧 | 翰林院检讨（从七品） |
黄中坚 | 贡生（无品级） | 朱彝尊 | 翰林院检讨（从七品） |
李颙 | 遗民（无品级） | 沈彤 | 诸生（无品级）[17] |
陈宏绪 | 遗民（无品级） | 嵇永仁 | 福建总督范承谟幕府掌书记（无品级） |
申涵光 | 遗民（无品级） | ||
张尔岐 | 遗民（无品级） | ||
释元璟 | 僧人（无品级） |
可以看到，品级并非唯一的标准，但有一些倾向还是比较明显的。具体来讲，有两点很值得注意：品级在二品之上者全数入选；“体制外”人士（包括遗民和僧人）全部落选。在新一轮的别择中，高官的入选和遗民的落选都显得顺理成章——馆臣出于彰显盛世和规避政治风险的需要，会优先考虑“体制内”的作者，特别是位高权重之人；而“体制外”的人士，特别是政治上采取不合作态度的遗民，自然当在排斥之列。李颙《二曲集》、陈宏绪《陈士业全集》、申涵光《聪山集》、张尔岐《蒿庵集》在上图稿中排列于明遗民朱鹤龄《愚庵小集》之下，可见馆臣对这几位作者的遗民身份有着非常清楚的认识，编排《总目》时也遵循了“以类相从”的原则。而朱鹤龄《愚庵小集》因缮校完成较早（乾隆四十二年十月，在清代别集中仅晚于三位帝王），有幸成为唯一的“例外”。而这也透露出两点信息：已经缮校之书不会轻易撤出；早期遴选应抄之书时，对遗民并没有明确的排斥。
第三，文化上的代表性和多样性。一方面，入选者在当时的文坛地位和影响力往往高于落选者，如汪琬与魏禧、侯方域合称“国朝三家”[18]，朱彝尊、姜宸英与严绳孙有“海内三布衣”之誉[19]，朱彝尊在诗歌方面又与王士祯齐名[20]，其名望远非唐梦赉、沈珩、颜光敏、冯廷櫆、顾成天等人可比；另一方面，别集作者大多以诗、古文名家，从多样性的角度考虑，选入骈体文大家吴绮、陈维崧以及长于考据的沈彤这样的“另类”亦在情理之中。如《总目》卷一七三《果堂集》提要云：“集虽不尚词华，而颇足羽翼经传。其实学有足取者，与文章家又别论矣。”[21]就是有意凸显沈彤作为考据家不同于一般“文章家”的特点。此外还有一点值得注意：汪琬、朱彝尊、姜宸英、陈维崧均为康熙十八年博学鸿儒科中式者，沈彤亦曾被举荐参加乾隆元年博学鸿词科（报罢）。这两次考试是清代文化史上的重要事件，其中式者乃至被举荐者亦可视为具有更高的文化上的代表性，他们的入选无疑也更能体现本朝文化政策的优越[22]。
第四，私人关系。嵇永仁《抱犊山房集》最终能够入选，决定性因素应该并不在于其诗文成就，也不在于其在三藩之乱中自缢殉节的表现，而在于其孙嵇璜时任四库全书馆总裁。
此外还有一个有趣的现象：上图稿卷一七三中著录为“无卷数”的别集（萧企昭《闇修斋稿》、沈珩《耿岩文选》、田霡《鬲津草堂诗集》）全部落选。“无卷数”之书落选的情况并非仅限于清代别集，沈津先生所举降入存目的明董说《天官翼》、明姜埰《敬亭集》亦为“无卷数”之书。而上图稿卷一七三卷末云：“右别集类一千零一部一万七千三百七十五卷（小字注：内十部无卷数），皆文渊阁著录。”今本《总目》卷一七三卷末云：“右别集类九百六十一部，一万八千零三十八卷，皆文渊阁著录。”[23]卷一八五末云：“右别集类一千五百六十八部，一万六千四百三十九卷（小字注：内六十六部无卷数），皆附存目。”[24]也就是说，原拟抄入《四库全书》的别集尚有十部是“无卷数”的，而最终抄入的则没有一部是“无卷数”的。由此可以推测，卷数之有无在当时可能也是馆臣筛选别集的一条标准。究其原因，可能是因为“无卷数”之书往往在完整性、编订质量等方面存在问题，如翁方纲在起初校办“无卷数”的《耿岩文选》时曾指出：“此皆所为杂文，既无卷次，而每篇另起。又有‘文钞初集’之目，疑非其全。似未可遽存目。”[25]尽管翁氏后来将其重订为八卷，但仍无法避免其降入存目的命运。
以上讨论的是清代别集由抄录改为存目的原因。其他部类中由抄录改为存目的情况，应该同样是出于减少工作量、加快进度的考虑；至于馆臣的别择标准，则有待进一步研究。
三、从上图稿看移入存目之书提要的改动
上图稿在四库提要的发展源流中处于一个承上启下的重要位置，无论是其自身的朱笔、墨笔的改动痕迹，还是与其他各类提要（如分纂稿、阁本书前提要、今本《总目》等）的差异，都很值得关注[26]。本文限于篇幅，仅讨论由原拟抄录降入存目之书提要的前后变化。
《四库全书》编纂过程中，一部书由原拟抄录降为存目，其提要势必发生较大的变化：除了要抹去此书曾经校办、计划抄录的痕迹之外（如前举李颙《二曲集》、申颋《耐俗轩诗集》之例），更重要的是褒贬倾向的转变。这与提要的撰写原则有关，即抄录之书应褒多于贬，存目之书则贬多于褒，以示其去取之缘由。将上图稿与今本《总目》比对，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变化。下面试举数例以明之。
1.《耿岩文选》无卷数（浙江巡抚采进本）
上图稿作：
国朝沈珩撰。珩字昭子，海宁人。康熙甲辰会试第一人，殿试二甲第一人，授内阁中书舍人。己未荐举博学鸿词，召试授编修。是集皆所作杂文，不标卷帙，但以体分。其目录题《耿岩文钞初集》，而卷端则题《耿岩文选》。每篇自为起讫，不相联属，疑校刊未竟之本，偶然印行，非其全也。其文平易近人，无鑱削刻斵之迹，无涂饰装点之态。而纡馀畅达，尽所欲言，往往有庐陵之遗意。虽追配古人，诚所未及，而较之优孟秦汉，割剥饾饤以为古者，不啻上下床矣。[27]
《总目》将“无鑱削刻斵之迹……不啻上下床矣”改为“大抵规仿庐陵，而尚未能入室 ”[28]，即改褒扬之词为贬抑之语。
2.《陈士业全集》十六卷（江西巡抚采进本）
上图稿作：
《总目》径直删去“江右之俗……其格犹在侯方域上也”，不增一语[29]。这一改法最为省力。删去赞誉之词，看似客观描述、不加褒贬，实则暗含平庸无奇、不值一评之意。《总目》的存目部分，这类只概述内容、不予评价的提要为数不少。
3.《志壑堂诗》十五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上图稿作：
国朝唐梦赉撰。梦赉字济武，淄川人。顺治己丑进士，官翰林院检讨。是编为新城王士祯所定，间有士祯评识。前有士祯《序》，称其文近于蒙庄，诗近于东坡。慈溪姜宸英《序》亦言，读其经世之言，所为筹饷、积谷、铜钞、改漕之法，嘉谟硕画，凿凿皆可见之施行，皆兼序其诗文集。而是集有诗无文，盖其集中之一种也。梦赉才分似稍逊士祯及赵执信、田雯诸人，而吐属温雅，运思深挚，当其合作，亦或切实于王，平和于赵，而恬静于田。在康熙中年，骖乘于诸人之间，要亦山左一作手。士祯《蚕尾集》有《答梦赉尺牍》曰“邮到新刻大集，拜教之辱，是集行，贱姓名亦附不朽”云云，则士祯于梦赉倾挹至矣。
《总目》删去“在康熙中年……则士祯于梦赉倾挹至矣”，并将“梦赉才分似稍逊士祯及赵执信、田雯诸人，而吐属温雅，运思深挚，当其合作，亦或切实于王，平和于赵，而恬静于田”改为“其诗运思颇深挚，吐属亦颇温雅，然较其才力，则稍谢士祯及赵执信、田雯诸人”[30]。除删去赞誉之辞外，只是将大致相同的内容作了位置上的调整，从强调优点转为突出缺点，即由主褒改为主贬。
其他被降入存目的清代别集提要，也都经过了由主褒到主贬的修改。幸运的是，我们今天还能见到上图稿，否则根本不可能知道，一些存目之书曾经得到过馆臣颇高的评价，亦曾经过校办，只待抄录；而后来降为存目，评价方向亦扭转，竟然是因为时间紧迫无法抄入，只能硬找理由。由此看来，四库馆臣并不像我们过去认为的那样，完全根据书的质量高低来决定是抄录还是存目，有时是先决定抄录抑或存目，然后再考虑如何评价。这也提醒我们，《总目》对存目之书的“恶评”，有时很可能只是一种“借口”，我们应该本着“尽信书不如无书”的原则，审慎地对待《总目》中的这些评价。
综上所述，上图稿反映了乾隆四十六年二月至四十七年七月之间这一重要阶段内《总目》的面貌及其变化，仅从清代别集部分就可以看出，《四库全书》在第一分纂修完竣的最后阶段曾做出过重大调整，部分著作被移入存目，其原因很可能是时间紧迫，来不及抄录；而在这些著作移入存目后，提要的内容及褒贬倾向也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如果能够对上图稿进行全面地考察，一定会有更多发现。近年来，各类四库提要稿纷纷影印或整理出版[31]。笔者衷心希望上图稿也能够早日出版，从而推动“四库学”的进一步发展。
注释
[1]沈津：《校理〈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残稿的一点新发现》，载《中华文史论丛》1982年第1辑（总第21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133—177页。下文所引沈津先生观点皆出此文。
[2] 如黄爱平《四库全书纂修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年）、周积明《文化视野下的〈四库全书总目〉》（中国青年出版社，2001年）、司马朝军《〈四库全书总目〉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和《〈四库全书总目〉编纂考》（武汉大学出版社，2005年）、魏小虎《四库全书总目汇订》（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等。
[3]崔富章：《〈四库全书总目〉版本考辨》，载《文史》第25辑，中华书局，1992年，第159—173页；刘浦江：《四库提要源流管窥——以陈思〈小字录〉为例》，《文献》2014年第5期，第3—13页。下文所引崔、刘二先生观点皆出此二文。
[4]《谕内阁著将列朝御纂各书分列各家著撰之前并将御题四库诸书诗文从总目卷首撤出》（乾隆四十六年二月十三日）：“从前开馆之初，曾经降旨，以四库全书内惟集部应以本朝御制诗文集冠首，至经、史、子三部，仍照例编次，不必全以本朝官书为首。”载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纂修四库全书档案》，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下册，第1289页。
[5]《谕内阁所有四库全书各部俱各按撰述人先后依次编纂》（乾隆四十六年二月十五日），载《纂修四库全书档案》，下册，第1291页。
[6] 《总目》有浙本、殿本之别，但据笔者比勘，本文所引清代别集提要，浙本、殿本文字全同，故统称为“今本《总目》”。
[7]《质郡王永瑢等奏〈四库全书简明目录〉等书告竣呈览请旨陈设刊行折》（乾隆四十七年七月十九日）：“臣永瑢等谨奏，为《四库全书简明目录》告成，并改定《总目》编次、《考证》均经完竣，恭折奏明事。……至《总目提要》业于上年办竣进呈，荷蒙圣训指示，令将列圣钦定诸书及御制、御批各种，均按门类，分冠本朝著录各书之上，毋庸概列部首。现在亦已将体例尊奉改正，另行排次，仍编为二百卷，装作二十函，谨一并覆进。”载《纂修四库全书档案》，下册，第1602—1603页。
[8]参见陈雪云：《清廷毁书的罪证——论河南省图书馆馆藏四库全书〈日知录〉〈明文海〉抽毁本的价值》，《图书馆工作与研究》2004年第5期，第50—52页；武玉梅：《清修〈四库全书〉对〈明文海〉之抽删探考》，《历史档案》2004年第3期，第74—80页。
[9]此二书不见于今本《总目》，沈津先生认为是由于二书遭到了禁毁，笔者对此观点表示怀疑。首先，此二书中并无明显违碍之处，各种禁书目录亦不见登载，各省更无查缴记录。其次，上图稿中因禁毁删去的别集往往旁注“毁”或“不写”字样，但这两部别集并未如此标记，而只是用朱笔大“「」”圈起，与其他降入存目的别集情况相同。第三，《清文献通考·经籍考》大部分内容据《总目》撰成，但其所据并非定本《总目》，而是纂修过程中某个阶段的《总目》，故其提要多保留旧貌，只是比较简略。在《清文献通考》卷二三三“经籍考二十三”中，仍可以见到《蓄斋初集》《二集》和《笠洲文集》，其提要与上图稿内容颇近，而上图稿中因禁毁而撤出的别集如《健余诗草》《荻翁集》等已不见于《清文献通考》。由此推断，此二书可能并未遭到禁毁，而是在移入存目的过程中意外遗漏了。由于《清文献通考》并不区分抄录之书与存目之书，不存在移动的问题，也就避免了遗失。
[10]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中华书局，1965年，下册，第1636页。
[11]翁方纲撰、吴格整理：《翁方纲纂四库提要稿》，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05年，第1007页。
[12]据傅以礼《华延年室题跋》卷上“钦定四库全书考证”条，《四库全书考证》中有二十八种书不见于《四库全书》，《鬲津草堂诗集》即其一。见傅以礼撰、主父志波标点、杜泽逊审定：《华延年室题跋》，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92—93页。另按：此条札记见于清内府抄本及武英殿聚珍版《四库全书考证》，但不见于文渊阁抄本《四库全书考证》。据琚小飞考证，清内府抄本《四库全书考证》（国家图书馆藏，1991年书目文献出版社曾影印出版）抄写完竣于乾隆四十七年四月二十四日至十一月二十八日之间（琚小飞：《清内府抄本〈四库全书考证〉考论》，《文献》2017年第5期，第151—165页），而武英殿聚珍版《四库全书考证》的摆印则迟至嘉庆年间（琚小飞：《〈四库全书考证〉的编纂、抄写及刊印》，《中国典籍与文化》2018年第1期，第40—49页）。笔者推测，应当是文渊阁抄本《四库全书考证》根据文渊阁本实际收书情况作了删正，而内府抄本及武英殿聚珍版《四库全书考证》未删。
[13] “谕内阁将《诸史同异录》从全书内掣出销毁并将总纂等交部议处”（乾隆五十二年三月十九日），载《纂修四库全书档案》，下册，1992页。
[14]《军机大臣奏遵旨销毁李清书四种应行补函商酌办理情形片》（乾隆五十二年四月初二日），载《纂修四库全书档案》，下册，第1997页。
[15]《于清端政书》缮校完成的时间，文渊阁本书前提要作“乾隆四十九年三月”，但四库全书总裁在核查乾隆四十六年一至三月间缮校完成之书的错误时，已经指出：“《于清端政书》内‘贓私累累’句，‘贓’讹作‘賍’；又‘维某年’句，‘维’字多一画，不成字体。总校官仓圣脉记过二次，分校官陈文枢记过四次。此册系总裁董诰阅。《于清端政书》内‘在麻属望花山铺’句，‘铺’讹从俗字‘舖’。总校官仓圣脉记过一次，分校官高中记过二次。”见《全书处汇核正月至三月缮写全书讹错及总裁等记过清单》（乾隆四十六年四月），载《纂修四库全书档案》，下册，第1338页。由此可知，《于清端政书》的缮校完成时间应该是乾隆四十六年一月至三月之间，故暂列于此。而“乾隆四十九年三月”是文津阁本《于清端政书》缮校完成的时间，笔者推测，可能是后来改定文渊阁书前提要时，辗转抄录而致误。
[16] 于敏中：《于文襄论四库全书手札》，国立北平图书馆影印本，1933年，第38通。
[17]沈彤曾预修三《礼》及《一统志》，议叙九品官。
[18]宋荦曾编选《国朝三家文钞》，录侯方域、魏禧、汪琬三家之文，“国朝三家”之名遂起，并为后世所沿用。
[19]全祖望《翰林院编修湛园姜先生墓表》：“当是时，圣祖仁皇帝润色鸿业，留心文学，先生之名，遂达宸听。一日谓侍臣曰：‘闻江南有三布衣，尚未仕耶？’三布衣者，秀水朱先生竹垞、无锡严先生藕渔及先生也。”见全祖望撰、朱铸禹汇校集注：《全祖望集汇校集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上册，第292页。
[20]赵执信《谈龙录》：“或问于余曰：‘阮翁其大家乎？’曰：‘然。’‘孰匹之？’余曰：‘其朱竹垞乎！王才美于朱，而学足以济之；朱学博于王，而才足以举之。是真敌国矣。他人高自位置，强颜耳。’”见赵执信撰、陈迩冬点校：《谈龙录》，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15页。
[21]《四库全书总目》，下册，第1529页。
[22]《耿岩文选》的作者沈珩亦康熙十八年博学鸿儒科中式者，其集落选原因详后。
[23]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下册，第1530页。
[24]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下册，第1685页。
[25]翁方纲撰、吴格整理：《翁方纲纂四库提要稿》，第1007页。
[26]参见刘浦江：《四库提要源流管窥——以陈思〈小字录〉为例》，《文献》2014年第5期，第3—13页。
[27]画线并加粗的是与今本《总目》有显著差异的语句，下同。
[28]《四库全书总目》，下册，第1643页。
[29]《四库全书总目》，下册，第1635页。
[30]《四库全书总目》，下册，第1643页。
[31]如《金毓黼手定本文溯阁四库全书提要》（中华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1999年）、《翁方纲纂四库提要稿》（吴格整理，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05年）、《四库提要分纂稿》（翁方纲等撰，吴格、乐怡标校整理，上海书店，2006年）、《四库全书提要稿辑存》（张升编，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6年）、《文津阁四库全书提要汇编》（商务印书馆，2006年）、《四库全书荟要总目提要》（江庆柏等整理，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年）、《纪晓岚删定四库全书总目稿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1年）、《四库全书初次进呈存目》（江庆柏等整理，人民文学出版社，2015年，）等。
该文原刊《文献》2019年第4期，此据作者原稿。感谢陈恒舒先生授权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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